不但如此，還有就是進一步官制改制的問題。

  這個改制，真是充滿著尷尬。

  一改，旱情來了。

  雖然此番抵御旱情非常成功，但是趙頊對此仍然是心存陰影，真不敢再輕舉妄動。

  故此，他也沒有廢掉三司，而是財政一分為二，錢都還是交給三司來管，但使用權(quán)交予戶部。

  至于三省改革，趙頊也沒有再將門下中書拆分，索性就維持現(xiàn)狀，宰相還是全都待在政事堂。

  他也是從此番賑災(zāi)看到公檢法是可以制衡政事堂的，唐朝的三省六部制，是沒有公檢法的，如今政法分離，宰相的權(quán)力，已經(jīng)得到限制。

  就沒有必要再進一步削弱。

  趙頊年底這最后一道詔令，也預(yù)示著國家大戰(zhàn)略將發(fā)生轉(zhuǎn)變，將著重于內(nèi)政。

  第七百六十九章 八議制度

  最終，趙頊還是沒有徹底廢除三司，也沒有將三省六部制貫徹到底，這令不少大臣是松得一口氣。

  其實無論是王安石，還是司馬光，都不太贊成這么干，他們認(rèn)為這么干，效率會更慢，而且會失去對皇帝的制衡。

  是一個部門權(quán)力大，還是三個部門權(quán)力大，這都不用去想。

  至于趙頊為什么沒有跨出這一步，大家其實是心照不宣，可不是因為他們愿不愿意，而是因為那場旱災(zāi)，令趙頊心生忌憚。

  而國家戰(zhàn)略方針的轉(zhuǎn)變，也可以說在某一種程度上，為朝堂上的黨爭在降溫。

  因為這個戰(zhàn)略，顯然是更符合保守派的理念，但是革新派也沒有去拼命反對的，因為這個內(nèi)政就還是以王安石的新政為主，可不是說將新政給廢除。

  就不像歷史記載的那樣，王安石主政期間，是將保守派全部趕出朝野，不管他們的建議對與不對，絕不采納，反之亦然，保守派上臺后，直接將新政全部廢除，不管好與不好，必須全部廢除。

  變成一個零和博弈。

  而導(dǎo)致這情況的改變，就是在于現(xiàn)在朝中出現(xiàn)第三股力量，也就是公檢法。

  公檢法原本是屬于保守派的，但是隨著政法分離，導(dǎo)致革新派中和保守派中，都有一部分人是堅決反對公檢法。

  這就直接打破了黨爭的界限，雙方出現(xiàn)一個非常明確的共識。

  此外，公檢法掌控的是審判權(quán)，強調(diào)的是公平，是對權(quán)力的制衡。

  蘇軾提到的紙幣問題，其實就反應(yīng)出，這黨爭是在弱化，要是以前的話，就是拼命反對，堅決不讓王安石發(fā)。

  而現(xiàn)在蘇軾是在問，公檢法如何制衡。

  公檢法是將兩邊都給卡住，現(xiàn)在司馬光也不擔(dān)心，你王安石會亂來，王安石也不擔(dān)心，自己的政策會被人故意破壞。

  一山不容二虎，但如今是三權(quán)爭霸，就變成合縱連橫的游戲，不可能達(dá)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

  當(dāng)然，公檢法也無法徹底消除黨爭，只能說在這一時刻減緩了這種現(xiàn)象。

  雖然關(guān)于官制改革的這一道詔令，是今年趙頊下達(dá)的最后一道詔令，但趙頊沒有就此休假，因為還有一件事，未有給出答案。

  就是那部《臨時法》。

  之所以一直等到現(xiàn)在，就是因為趙頊想給張斐多一點時間去看，而張斐也是趙頊今年召見的最后一個大臣。

  “關(guān)于那部《臨時法》，你可看過了？”趙頊問道。

  張斐訕訕笑道：“不瞞陛下，我還只是大概看了一遍，不過我一直都有參與，故此也算是比較清楚。”

  趙頊點點頭，也沒有跟他計較，“其實這期間，幾乎每天都有人上書朕，不希望朕通過這一部《臨時法》。”

  張斐立刻問道：“可是因為那八議制度？”

  趙頊點點頭。

  這“八議制度”可謂是整個封建法的核心，名曰：一議親，二議故，三議賢，四議能，五議功，六議貴，七議勤，八議賓。

  屬名例律。

  親”指皇室一定范圍的親屬；“故”指皇帝的某些故舊；“賢”指朝廷認(rèn)為“有大德行”的賢人君子；“能”指“有大才業(yè)”，能整軍旅、蒞政事，為帝王之輔佐、人倫之師范者；“功”指“有大功勛”者；“貴”指職事官三品以上、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；“勤”指“有大勤勞”者；“賓”指“承先代之后為國賓者”。

  唯有“十惡”不赦。

  其余的罪行，秉持的原則就是“大罪必議，小罪必赦”。

  人們常常說得“刑不上士大夫”的主要依據(jù)，就是出自這條律例，這也是繼承唐律疏議的，并非是傳聞中那塊太祖立下的石碑。

  也正是這條律例，維護了整個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。

  然而，在這一部《臨時法》中，富弼將八議制度從名例律中刪除，歸于赦免法案中，也就是說但凡涉及到八議范圍，其中的刑事處罰，是必須交予皇帝批示。

  權(quán)貴們計較的就是這一點。

  因為皇帝可以赦免，但他也可以不赦，到底法律不再保障他們的特權(quán)，這就打破了刑不上士大夫或者刑不上權(quán)貴的原則。

  可也有部分大臣認(rèn)為，這將保障他們不會被皇帝任意懲罰，許多清廉的官員就認(rèn)為這將有利于他們。

  故此才能夠在立法大會上通過。

  張斐道：“我覺得富公在疏議上，寫得已經(jīng)是非常明確，我也非常贊同，法制之法捍衛(wèi)的是君主、國家、百姓的利益。

  古往今來，那些叛臣賊子，不是因為他們隱藏的有多好，而是因為當(dāng)時的司法，并不是在維護君主、國家、百姓的利益，而是維護君主和他們的利益，故此他們的罪行往往會被掩蓋，以至于他們愈發(fā)膨脹，最終釀成大禍。

  這里面還包括對外的戰(zhàn)爭，就比如說，貪污軍餉，以次充好，殺良騙功，等等。

  故此在疏議中，富公是清楚的寫明，皇庭是有必要讓陛下清楚的知曉，這其中的利害關(guān)系，陛下才能做出最為明智的決斷，否則的話，陛下可能也不清楚，他們的所作所為，會引發(fā)多大的危害�！�

  趙頊皺眉道：“但是若無此八議，無疑是會增加朕赦免的壓力。”

  之前提到赦免法的時候，可沒有提到這八議制度，他就在想，到時還是可以根據(jù)八議條例，來赦免那些人。

  但是富弼他們可都是滿腹經(jīng)綸的大學(xué)士，赦免法案的出現(xiàn)，就是要取締這八議制度，不可能兩者都保留的。

  張斐道：“這一點我也有考慮到，但這也會增加他們的違法的壓力，是能夠減少他們違法的現(xiàn)象，也會使得他們更加小心謹(jǐn)慎，陛下是可以更從容的使用赦免權(quán)。

  我翻閱過過往有關(guān)八議的案例，其實在立國之初，是很少用到這八議制度，直到近四十年，才開始頻繁出現(xiàn)。

  但伴隨而來的，就是違法的現(xiàn)象越來越多，司法被踐踏的體無完膚。而他們這種違法，其實統(tǒng)統(tǒng)都危害到國家、君主、百姓的利益。

  換而言之，這違法者越多，國家、君主、百姓就損失的越大，而關(guān)于這一點，其實對比建國初期和近二十年的國力就能夠看出來，當(dāng)時司法算是比較公正，相對而言，國力就比較強盛。

  那么得到的結(jié)論就是，如果他們不需要接受我大宋皇庭的審判，那么他們就要接受來自北朝的審判�！�

  趙頊聽得握拳狠狠捶了下面前的矮桌。

  張斐忙道：“陛下恕罪�！�

  趙頊瞧他一眼，“你何罪之有，非但如此，你說得很對，有些人就是寧可接受北朝的審判，也不愿意接受皇庭的審判�！�

  這最后一句話，真是深深刺痛了趙頊的內(nèi)心。

  想想近幾十年來，與遼國的交涉，每回都是對方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，根本不尊重兩國簽訂的盟約，但宋朝也只能委曲求全。

  原因就在于國力孱弱，打不贏對方啊。

  可是沒有人敢去據(jù)理以爭，敢去維護自身利益，如今就在這里說三道四。

  可真是豈有此理。

  也正是因為張斐的一句話，令趙頊終于下定決心，通過這一部《臨時法》。

  到底赦免法，還是維護他的權(quán)力。

  而如今大宋強敵環(huán)伺，他又不甘于現(xiàn)狀，他是沒有選擇的。

  張斐之前就非常清楚，如果不建立起赦免法案，就肯定動不了這八議制度，因為封建法的核心就在于此，但現(xiàn)在還遠(yuǎn)沒有到廢除八議制度的時候。

  要知道這八議制度是在清末的時候，才徹底廢掉的。

  得給弄出一個替代品。

  換而言之，這一部《臨時法》并沒有說，遵守公平、平等的原則，其核心內(nèi)容還是保存下來。

  因為就算是八議制度，最終決定權(quán)，也還是在皇帝手中的，只不過赦免法案能夠讓司法在表面上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平等。

  有罪就是有罪，而且還必須接受民事處罰。

  此時，天空飄落下雪花。

  一場大雪為今年劃上一個句號。

  今年可真是充滿戲劇性的一年，從旱情到賑災(zāi)奇跡，從熙河戰(zhàn)敗到熙河的大勝，從青樓外使到英雄歸來。

  每件事都發(fā)生了反轉(zhuǎn)。

  正是因為這種戲劇性的反轉(zhuǎn)，使得今年也成為決定性的一年。

  國家大方針的調(diào)整，《臨時法》的即將頒布，都將為以后打下堅實的基礎(chǔ)。

  不得不提一句，王安石、司馬光他們也都覺得肩上的重?fù)?dān)輕了不少，隨著黨爭的偃旗息鼓，他們的目標(biāo)也漸漸靠攏。

  對于王安石而言，方針的調(diào)整，不代表會廢除他的新政，非但如此，還更加看重他的新政。

  對于保守派而言，更不用說，他們所有的擔(dān)憂，都將暫時擱淺，至少皇帝已經(jīng)決定，近期不再對外用兵，主修內(nèi)政。

  這是韓琦、富弼、司馬光他們所追求的。

  其實王安石變法，多半也是針對內(nèi)政，但是與如今的主修內(nèi)政還是有很大的不同，區(qū)別就在于，人人都知道，王安石變法就是為了推動對外戰(zhàn)爭，那么反過來說，王安石一定快速為國斂財，積累財富，為戰(zhàn)爭準(zhǔn)備。

  這跟保守派的理念是極為矛盾，也是富弼、司馬光、韓琦反對的原因。

  不管你說得天花亂墜，你的目的是打仗，那你就不可能會在意民生，你在意的就是財政。

  但如今這個主修內(nèi)政，就是要撇開對外戰(zhàn)爭，專注于內(nèi)政，專注于民生。

  這是有著本質(zhì)的區(qū)別。

  而在開年上朝的第一天，趙頊就正式批示了立法會遞交的“臨時法”，而且是一個字都未有改。

  這令富弼、司馬光他們是長松一口氣。

  權(quán)貴們則是大失所望。

  但富弼狡猾就狡猾在這里，他將這部法命名為《臨時法》，而不是《大宋律法》，換而言之，就還是有回旋余地的。

  其實富弼也是擔(dān)憂這個八議制度，他也不敢直接將這些權(quán)貴和那些德不配位的士大夫全部逼到角落里面，以免他們狗急跳墻。

  但不得不說，這一部《臨時法》是徹底激活了整個公檢法，以前是沒有成文法，全都是依賴張斐的判例，別得不說，學(xué)起來就非常難的，這就跟師父帶徒弟一樣，是很難去普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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