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鞏拱手道：“張檢控謙虛，這一席話，真乃驚世之作，必將名留青史�！�
張斐道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齊濟打趣道：“最不濟也會遺臭萬年的�！�
“哈哈！”
第六百七十九章 謀反案（七）
張斐都有心情與王鞏、齊濟吹牛打屁，可見局勢對他已經(jīng)是非常有利。
李磊也不想再做掙扎。
他也做不了，他哪懂這些道理。
張斐又站起身來，迎著吳天那憤怒的目光，問道：“在今年的一月中旬，你曾派人伏擊稅警，且殺死三十五名稅警，你可承認？”
吳天十分得意地呵呵道：“不錯，這的確是我干得，因為之前我就聽說，那稅務(wù)司揚言連草寇的稅都不放過，所以我很想見識一下這稅務(wù)司有甚么手段。
但是令人失望的是，他們的手段，也就是拿錢去誘惑我的人。于是我就將計就計，讓我的人假意被他們收買，然后再設(shè)伏阻擊他們，只可惜，未能將他們一網(wǎng)打盡�！�
話說至此，他稍稍一頓，“話又說回來，正是因為首戰(zhàn)大勝，以至于我小覷了稅務(wù)司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承認，這稅警的戰(zhàn)斗力是禁軍的百倍都不止，倘若那晚我遇到的是禁軍，呵呵，即便中計，我依然能夠大獲全勝�！�
張斐道：“那你有沒有想過，伱這么做，會引來朝廷的圍剿？”
吳天冷笑道：“老子早就想反了這軟弱無能的鳥朝廷，還會怕這些�！�
一陣嘩然聲響起。
但并非是吳天說漏嘴了，而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，這謀反罪名是逃不掉了，還不如囂張一點，發(fā)泄一下心中的怨恨。
張斐道：“我問完了。”
趙抃又看向李磊。
李磊忙表示沒有問題。
他都已經(jīng)這么說了，那真心不能再為他辯護了。
趙抃點點頭，又瞧了眼天色，見正午將近，于是道：“暫時先休庭，下午繼續(xù)審。”
因為檢察院將這三十多個人算成一個案子，所以要等到全部審?fù)曛螅僖粔K宣判。
但吳天謀反的罪名是否坐實，對于后續(xù)審理，是極為關(guān)鍵的，因為那些豪紳、財主只是跟吳天有關(guān)系，或者說支持吳天對付稅務(wù)司，他們自己并沒有謀反舉動，如果吳天的謀反罪名定下，那他們極有可能是協(xié)助謀反，對于謀反這種罪名而言，哪怕是協(xié)助謀反，等同于謀反�。�
休庭之后，頓時是輿論大噪。
李磊側(cè)耳聽去，見無人在討論吳天的死活，甚至都沒有人討論這個案子，而是都在談?wù)撃恰安豢扇鄙俚膼骸�。又向李國忠道：“義父，好像他們都不關(guān)心此案了�！�
李國忠嘆道：“對于我們而言，這是好事��！”
李磊道：“但如今吳天基本上是逃不掉謀反的罪名，局勢對我們非常不利啊�！�
李國忠道：“那些人想要無罪釋放幾乎是不可能得，我們也只能奔著謀反罪去打，這尚且還有一絲希望�！�
“此子的宣傳手段，真是千古難得一見！在這一點上，我與他的差距，就如同他的文章與我的差距一樣�。 �
王安石是哈哈笑道。
呂惠卿不明所以，問道：“恩師何出此言？”
王安石道：“這你都還未聽明白么，稅是不可缺少的惡，而稅法是用來限制此惡，你說他的用意是什么？”
呂惠卿這才恍然大悟，“宣傳他的法制之法�！�
王安石點點頭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并且依我之見，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��！”
這百姓最恨什么，絕對是苛捐雜稅，當張斐將稅定義為“惡”，百姓是肯定贊成的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
倘若“法”能夠限制此“惡”，那百姓會不會支持“法”？
絕對會舉雙手雙腳來支持“法”的。
這其實還是在宣傳“法”，并且勝過之前的一切宣傳。
王安石對于此番操作那真是佩服的五服投地，如果這觀點深入人心，那么百姓有多么痛恨“稅”，就會有多么支持“法”。
真是令人拍案叫絕。
當然，他這么開心，也是因為他非常支持張斐的這個觀點。
“不可缺少的惡？”
呂公著是若有所思道：“這與儒家對稅的定義有何區(qū)別？”
他一時還未轉(zhuǎn)過彎來，還在思索，以前是怎么定義的？
熟讀史書的司馬光就道：“其實儒家思想并未對此下定義，但是從史書來看，儒家是將稅兩分，將苛捐雜稅視為惡，輕徭薄賦則是視為仁。而張斐是將稅定義為惡，無論是苛捐雜稅，還是輕徭薄賦。”
文彥博點點頭道：“君實言之有理，二者看似相近，但其實是天壤之別。”
呂公著似乎想明白了，但又糊涂了，不禁問道：“那誰更有道理？”
既然二者有區(qū)別，就要分高下��！
司馬光撫須道：“其實不在于誰更有道理，而是在于儒法理念的不同。與法相對的就是惡，但是與儒相對的則是善與惡�！�
富弼搖搖頭道：“君實此言差矣，此法亦非法家，而是法制，法家相對的是惡，但法制可不是�！�
文彥博點點頭道：“方才張三的一番解釋，其實已經(jīng)講明此理。也就是關(guān)于稅法的解釋。法家并沒有將稅定義為惡，而是將逃稅、漏稅定義為惡。而張三是將‘稅’定義為惡，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別。法家相對的是人，而法制相對是�！�
話說至此，他突然意識到什么，旋即閉口不言。
一旁聽著劉述忙問道：“文公，是什么？”
文彥博、富弼他們默契地相視一眼，均是撫須不語。
司馬光就比較耿直，直接道：“是權(quán)力。”
劉述面色一驚，但很快就明白夠來。
張斐一直強調(diào)，將“惡”束縛，那么問題來了，此“惡”為何能夠掙脫束縛，根據(jù)牛頓定律，背后肯定是有一個力在推動此“惡”去沖破束縛。
官場中是沒有什么地心引力的，官場中就只有一個力，那就是“權(quán)力”。
那么再回過頭來看，束縛的也就是權(quán)力。
呂公著又問道：“二者孰優(yōu)孰劣？”
“？？？”
幾個當代最聰明的人，不禁也是面面相覷。
文彥博撫須道：“其實二者所追求的結(jié)果，可能都是輕徭薄賦，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樣�！�
他還是認為此與二者的理念有著莫大的關(guān)系，在儒家系統(tǒng)中，君主是核心，故此是以規(guī)勸君主為主，若不分善惡，又如何去規(guī)勸君主，總不能勸君主行小惡，勿施大惡。
在儒家體系中，所有的人和事，都是有對立面的，對錯，善惡，君臣，父子。
故而，苛捐雜稅是為惡，輕徭薄賦是為仁。
法制之法則不同，它的理念是捍衛(wèi)正當權(quán)益，在這個理念下，收稅就是一種惡，收稅絕對有侵犯個人正當權(quán)益，但這又是必要的，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惡，因為他本身就能將惡給束縛住。
但束縛住的結(jié)果，多半還就是輕徭薄賦。
這跟法家之法是極為不同，法家之法并非是強調(diào)束縛惡，而是強調(diào)逾越者為惡。
在法家之下，稅是可以無限膨脹的，這不是惡，但若你不交稅，這就是惡。
但是在法制之法下，稅本身就是惡，必須得束縛住，不能無限膨脹，必須得小心謹慎。
法家和法制，行為其實是類似的，只是對“惡”的定義不同。
那么文彥博就認為，孰優(yōu)孰劣，是見仁見智。
但是富弼卻不這么認為，道：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此可分出優(yōu)劣。”
文彥博的孰優(yōu)孰劣，其實站在統(tǒng)治階級，也可以說是站在士大夫階層，對于他們而言，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。
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。
若從百姓的角度來看，會更偏向哪種？
肯定是傾向于定義為“惡”。
輕徭薄賦，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，當然也是惡。
文彥博又問道：“那富公以為，孰優(yōu)孰劣？”
富弼先是一愣，旋即皺了下眉頭，搖搖頭道：“這還真不好說呀！”
此孰優(yōu)孰劣，問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爭，而是指當百姓將稅全部定義為“惡”和將稅區(qū)分善惡。
此問，就是從治理的角度來看。
但這是從未有過的概念，富弼也不知道，當百姓認同這個說法，到時是增加治理的難度，還是減輕治理的難度。
到底孰優(yōu)孰劣，他也不敢妄下評價。
司馬光突然道：“雖說百姓可能會傾向于不可缺少的惡，但我以為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，若都定義為‘惡’，百姓是難以理解的，可能會認為交稅就是惡行，因為大多數(shù)人可能都不懂何謂‘不可缺少的惡’，若分善惡，百姓是能夠更好的理解，同時也能體現(xiàn)君主的仁政�！�
劉述點點頭道：“君實所言甚至有理，可如今此話已經(jīng)傳出去，我們又該如何避免？”
司馬光卻也不知如何回答。
呂公著突然道：“這個問題，一日兩日是討論不明白的，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坐下，邊吃邊談�！�
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惡。
因為在王安石看來，在收稅方面強調(diào)仁政，那就是偽君子的行為，上面天天仁政，下面天天叫苦，就不如承認這是惡，不管是增稅，還是減稅，都有道理可依。
如今就是只有減稅有道理可依，增稅就找不到道理，但國家有些時候，是必須要增稅的。
而司馬光還是更偏向于傳統(tǒng)。
然而，他們這些學(xué)問大家，都未有討論出一個結(jié)果來，可見這個話題是真的具有爭議。
整個中午，都沒有人再關(guān)注什么謀反案，大街小巷，全都在議論這不可缺少的惡。
說到底，謀反案多數(shù)人也就只是看個熱鬧，干他們屁事，但稅收跟每個人都有關(guān)。
大家都在討論，到底哪種定義對咱最有有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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